香港百億創科基金：解鎖科技經濟新動能還是另一場政策煙火？
作為國際金融中心，香港近年來不斷在科技創新領域「加碼」。從數碼港到科學園，再到最新公布的100億港元創科產業引導基金，政府似乎鐵了心要讓這座城市「科技轉型」。但問題來了：砸錢真能砸出下一個矽谷嗎？讓我們像偵探一樣翻開這本「消費賬本」，看看這筆投資到底是戰略性佈局，還是另一場昂貴的「政策表演」。
第一現場：政府為何突然「科技焦慮」？
香港的創科產業像個「晚熟的孩子」——起步比深圳晚，市場比新加坡小，連本土科技巨頭都屈指可數。但金融業佔GDP比重高達21%，這種「單腿跳」的經濟模式在疫情後顯露疲態。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的100億基金，本質是場「危機公關」：既要回應北京對香港「國際創科中心」的定位要求，又要解決私人資本在創科領域投資僅佔GDP 0.73%的尷尬（對比深圳的4%）。
有趣的是，這筆錢刻意避開「撒胡椒面」式補貼，改玩「槓桿遊戲」。基金將以1:4比例撬動私人資本，重點押注AI、生物科技等「硬核賽道」。這種設計暗藏心機——既避免被批「養懶人」，又能用市場機制篩選出真正有潛力的項目。不過，西九龍某風投合夥人私下吐槽：「政府過去投資的初創，有七成連商業計劃書都寫不明白。」
第二線索：PPP模式是解藥還是安慰劑？
所謂「公私合作」（PPP）模式，聽起來像是政府與資本市場的「蜜月協議」，實則暗藏博弈。參考新加坡淡馬錫經驗，這類基金成功關鍵在於「專業團隊管理」和「絕對商業導向」。但香港公務員體系向來被詬病「風險厭惡」，若基金決策層充斥著「文件批閱專家」，恐怕會重蹈「科技券計劃」審批流程長達半年的覆轍。
更微妙的矛盾在於「公平性陷阱」。基金聲稱要扶持本地初創，但香港科技人才流失率已達歷史高點。某AI公司創始人透露：「我們團隊三分之一的工程師去年跳槽去新加坡，因為那邊的稅務優惠能實實在在落袋。」如果基金只是變相補貼跨國企業來港設「空殼研發中心」，恐怕會加劇「虹吸效應」。
第三謎團：大灣區牌桌上的籌碼夠嗎？
孫東反覆強調「與大灣區協同」，但現實是深港科技合作仍停留在「合資企業註冊地」層面。深圳河兩岸的實驗室設備通關要耗時48小時，而香港高校的科研成果有78%最終在內地產業化。引導基金若想打破這種「研發生態割裂」，可能需要更激進的舉措——比如允許深圳創投機構直接參與基金決策，或建立跨境數據特區。
另一個被忽視的變數是「地產資本」的態度。新鴻基最近將天水圍物流用地改劃為數據中心，長實則在將軍澳布局生物科技園區。這些跡象顯示，傳統財閥未必抗拒科技轉型，但他們要的是「能快速變現的地產附屬品」。若基金淪為「科技地產化」推手，恐怕會背離初衷。
結案報告：買時間的昂貴賭注
這100億港元與其說是「產業催化劑」，不如說是香港對科技未來的「期權合約」。它的真正價值不在於培育出多少獨角獸，而在於爭取時間完成三件事：重塑公務員系統的風險評估框架、搭建跨境科技金融基礎設施，以及最重要的——說服香港人相信「科技經濟」不是曇花一現的口號。
當我們翻開香港科技史的「消費記錄」，會發現過往失敗案例多因「政策近視症」——要么只看短期KPI（如創企數量），要么迷信硬件建設（如超算中心）。這次基金的成敗標誌很簡單：五年後，若香港能出現至少三家自主培育的納斯達克上市科技公司，就算孫東們沒白忙活；如果到時只是多了幾棟掛著「國際創新樞紐」招牌的空置寫字樓，那這筆賬恐怕就得算進「政策浪費」的檔案櫃了。
朋友們，這場科技豪賭才剛下注，但別忘了——在經濟轉型的牌局上，香港的競爭對手們早已All in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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