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年来，美国经济虽然从疫情冲击中逐步恢复，但普通民众的乐观情绪却明显消退。尽管失业率维持在历史低位，股市表现强劲，但许多家庭仍感到经济压力日益增大。这种矛盾现象的背后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，包括持续的通胀压力、潜在的经济衰退风险、政治极化对经济感知的影响，以及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带来的传导效应。理解这些因素不仅有助于把握当前美国社会的经济心态，也能为未来政策调整提供参考。
通胀压力持续削弱家庭购买力
尽管美国通胀率从2022年的峰值有所回落，但食品、住房和能源等核心消费品的价格仍远高于疫情前水平。例如，2023年食品价格同比上涨超过5%，而住房成本的增长更是达到两位数。这些日常开支的上涨直接挤压了家庭预算，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。与此同时，美联储为抑制通胀采取的激进加息政策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物价上涨速度，却也导致房贷、车贷和信用卡利率飙升。30年期固定房贷利率一度突破7%，创下20年来新高，使得许多潜在购房者被迫退出市场。这种“高物价+高利率”的双重压力，让普通民众的实际购买力大幅下降。
此外，工资增长未能完全抵消通胀的影响。尽管名义工资有所上涨，但经通胀调整后的实际工资增长有限，甚至在某些行业出现下降。例如，零售业和餐饮业的员工时薪增长幅度远低于生活成本涨幅，导致许多工薪阶层感到“越忙越穷”。这种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加剧了民众对经济前景的悲观情绪。
经济衰退担忧加剧不安
除了通胀问题，越来越多经济学家预测美国可能在2024-2025年面临温和衰退。这种预期源于多项经济指标的走弱：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（PMI）连续多月处于收缩区间，消费者信心指数（如密歇根大学调查）自2023年下半年以来持续下滑，企业投资意愿也明显减弱。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科技和金融行业的裁员潮。2023年，Meta、亚马逊、谷歌等科技巨头累计裁员超过20万人，而高盛、摩根士丹利等金融机构也纷纷缩减规模。这些高薪岗位的流失不仅直接影响就业市场，还对消费信心产生了连锁反应。
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是储蓄率的下降。疫情期间，美国政府的大规模财政刺激让许多家庭积累了超额储蓄，但到2023年，这些储蓄已基本耗尽。与此同时，信用卡债务攀升至历史高位，逾期还款率同步上升。这种“寅吃卯粮”的消费模式，让经济学家担忧一旦经济出现波动，普通家庭的抗风险能力将极为脆弱。
政治极化与全球不确定性放大负面情绪
美国国内的政治极化也在无形中放大了民众对经济的负面感知。两党对经济数据的解读截然不同：执政党倾向于强调低失业率和GDP增长，而反对党则聚焦通胀和债务问题。这种分歧通过媒体进一步放大，导致许多民众对官方统计数据的信任度下降。例如，尽管失业率处于3.5%的低位，但盖洛普和NPR的联合民调显示，约60%的受访者认为国家经济正朝着错误方向发展。这种“感知与现实脱节”的现象，反映了政治叙事对经济心态的深刻影响。
在全球层面，俄乌战争、中国经济放缓等地缘政治与经济风险，也让美国民众对本国经济的韧性产生质疑。能源价格的波动、供应链的潜在中断，以及海外市场需求减弱，都可能对美国经济增长构成挑战。尤其对于依赖出口的农业和制造业州而言，这种不确定性直接转化为对未来的忧虑。
总结
美国民众经济乐观情绪的消退，是内外部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。持续的通胀侵蚀了家庭购买力，经济衰退的预期加剧了不安，政治极化则扭曲了公众对经济现实的认知。如果这种悲观情绪持续，可能会抑制消费支出——这一占美国GDP 70%的关键引擎，进而形成“预期自我实现”的恶性循环。未来，政策制定者需要在控制通胀与稳定增长之间找到更精准的平衡点，同时加强经济沟通，减少政治因素对公众信心的干扰。只有多管齐下，才能重塑民众对经济的信心，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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